荒謬劇場,是二次大戰後,在1950年代末期流行的小說改編戲劇。主要關注於存在主義,尤其是失去生存的意義、目的,失去溝通能力。Martin Esslin在1962年創造了這個術語,類似卡繆(Albert Camus)在1942年《The Myth of Sisyphus》所謂的「荒謬」一樣。荒謬指人類的行為反應失去意義,或者他們就像木偶被看不見的力量束縛著。1953年的《等待果陀》是代表作。絕望的氣息,重覆無意義的行動,廢話一堆。他們認為生命是荒謬的,死亡也是荒謬的,行動更是無意義的。

Esslin認為,荒謬劇場意圖顛覆政治與宗教的正統性。它要驚嚇觀眾,讓觀眾直視嚴酷的真實人類處境,在無意義的世界裡,人是孤獨的。雖然荒謬劇場是絕望的,但它最後要讓觀眾發笑,釋放,而不是引觀眾落淚。

荒謬劇場,見證的是西方文明從高度理性逐漸崩潰的過程。

勞思光說,二次大戰後不久的1950年代,法國、德國思想界進入一個「反理性思潮」的階段,希特勒大屠殺、史達林大審判這些事,令人質疑「規範」與「理性」,這也就是後現代問題。

然而,貝克特不只是質疑理性,他也在形式上也走向更純粹的境界。

貝克特與喬哀思(James Joyce)是摯友,甚至有人猜想貝克特或許是喬哀思的私人秘書。他們同為愛爾蘭人,經由詩人Thomas MacGreevy的介紹,兩人在巴黎相遇。貝克特說,他們兩人在創作上有著完全不同的特性,喬哀思的素材是包羅萬象的,但貝克特的作品卻有種極簡性格,儘可能將所有繁複減到最低。

時間,在這齣戲劇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。

當《等待果陀》在加州聖昆丁(San Quentin)監獄上演,所有的囚犯都為之感動,沒有人比他們更懂得「今夕是何夕」的恍惚感。如同莎士比亞在《哈姆雷特》藉主角的話語說的,世界是個大牢籠,丹麥是其中最糟的一個囚室。

1957年11月19日,Herbert Blau將《等待果陀》帶進了聖昆丁監獄,1400名觀眾之中大多都是監獄的囚犯,他們深深受到這齣戲劇的感動,尤其是Pozzo與Lucky的主僕關係、日復一日無止盡的等待,都引起他們強烈的共鳴。

柳樹什麼時候枯的?果陀明天會來嗎?我是清醒的嗎?

等待,其實一直都在。